好人没有市场，那么只有学坏才能生存。
总体来讲，当前中国绝大部分农村的农地价值仍然很低。但显然，土地特定位置产生的级差收益，以及国家土地用途管制及采取偏紧的土地非农使用政策，使被征收农地产生远高于农地的级差收益，这些收益与农民的劳动投入无关。
当前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所以取得很大很好的进展，关键原因之一是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。在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土地财政。仅从土地农业价值来看，在非农就业机会众多的情况下，土地价值之于农民是具体的。无论农户获得多少征地补偿，相对于土地一级市场上招拍挂动辄数百万元每亩的价格，都是比较少的。第二，失地农民不应成为土地食利阶层。
因此，如何分配土地非农使用产生的级差收益就成为焦点问题。这不公平，应该给绝大多数失去机会的农民以补偿。面对目前中国诸多问题，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，市场化者主张进一步市场化才是正路，对此，笔者有不同看法。
这里，有些同志主张今后几年国有经济私有化是主要任务。对待腐败，我们需要民主化，而不是市场化。如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，就是市场无法有效解决的。文化革命就是要打破由面子、血缘、权力三点构成的牢固三角形。
市场仅仅能涉及的，主要是经济交易层面，市场能提高效率的范围，也主要反映在经济领域。在诚信缺乏的情况下，越市场化，就越无序化。
而文化改革，则相对阻力较少，而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却是持久的。科学精神实质就是理性精神。有诚信、理性、敬畏，法治化、民主化、市场化，就是健康的，就是长久的。另外，市场也解决不了文化领域中的问题。
所以，从长远看，从文化建设开始，也不失为是一条有效途径，看似慢，实则快。因为政治改革，往往需要啃硬骨头，往往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，尤其在利益格局已经形成的情况下，改革的难度会更大。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，也不能完全归功于市场化。在民主制度设计上，要尽可能采取协商和公开讨论的形式，要尽可能让各个利益群体都有自己利益表达的渠道。
马克思主义认为，生产力是社会经济系统最活跃的因素，而意识形态的变革却相对滞后。要建设新文化，也需要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。
马克思对私有化的弊病早就有深刻揭露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应佩服马克思不愧是一位大思想家。问题是，私有化，能否有效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？能否有效解决诚信缺乏问题？能否有效解决市场无序问题？能否有效解决分配不公问题？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看，私有化并不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，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些问题。
这里提倡的文化革命，不是搞群众运动，不是搞阶级斗争，主要是要改造旧文化，要打破由面子、血缘、权力三点构成的三角形。另外，就经济领域本身，靠市场手段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，也会遇到许多限制。经济向左，就是要发挥公有制的优势，要进一步壮大国有经济，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力度。而中国的民主化，必须要符合中国的国情，要走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，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模式。在一些领域，我们也看到，私有化确实是有效率的。潜规则往往就是在这些陈规陋习中滋生和繁衍的。
大国发展需要大智慧、大视野、大气魄，大胸怀，这样发展才能真正进入大天地、大境界。要对一些不文明和不道德的行为要考虑进行立法制裁，比如见死不救等。
建设文化的神圣性，就需要对这种世俗文化进行改造。在这个文化陷阱里，潜规则成了主要的游戏规则。
因为当时计划经济统治一切，让市场进入经济，有巨大意义。中国文化本质更多具有世俗性。
没有理性，就没有科学。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，是综合推进的结果。再次，国家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，就不能主要归功于市场化。这里的文化革命，不是以前的十年文革的重复。
所以，对待行政审批，我们应更多通过加强监督管理和权力制衡方式来解决，而不是一味交市场。还有信息不对称、贫富差距等问题，都需要市场以外的手段来解决。
诚信、理性、敬畏三点构成了社会长久发展的稳固三角。这里固然减少行政审批可以有效减少腐败，但另一方面，市场的无序程度也会增加，这等于将一个问题换成了另外一个问题，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。
美国社会学家W.F.奥格本认为，有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，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，有的部分变化变化快，有的部分变化慢，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、差距、错位，由此产生问题。文化向上，就是要建设文化的神圣性。
首先，应归功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。该理论认为，一般来说，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国家发展战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，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这是国家取得经济发展成就的前提。面子、血缘、权力三点构成的三角形，成了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文化陷阱。
所以，在文化建设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积极行动起来，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舆论环境，对一些不好的现象要形成痛打过街老鼠的局面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，大力提倡市场化，是对的。
要对学术界的抄袭等行为也要尽可能加强法律方面的制裁力度，不能仅仅停留在行政管理层面。改革，就是对不合理的制度要进一步进行改革。
国家在社会事业方面取得的成就，应主要归功于国家管理和调控。对待国有经济，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经济意义，更要看到它的社会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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